商代宗教政治、文化與社會生活
商人最初居住在中國北方的番和砒石，番地望不詳，砒石據考乃內蒙昭烏達盟的白岔山。商人第一位可以稱述的男性祖先名契，傳說為有絨氏女簡狄吞食玄鳥(一名乙鳥鳥，即燕)卵感孕而生，子姓。契輔助大禹治水有功，舜用為司徒，功業著于百姓?！对娊?middot;長發》云:“玄王桓撥，受小國是達，受大國是達。”按，玄元古通，元訓始，玄王即始王;或以玄色為黑，在方位中代表北方，玄王即北方之王。表明商族創業伊始，就有著不同尋常的經歷和光輝形象。其后逐漸南下發展，出河北，入山東，輾轉于河南，自契至成湯，凡八遷。自成湯至盤庚，又五遷，至于殷(今安陽小屯)，此后不再遷都。
在商人的歷史上，曾產生許多杰出人物，對其發展壯大起到重要作用。例如，《詩經·長發》歌頌的“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”，相土為契孫，在夏王朝擔任過火正之官;冥在夏王朝曾任司空，《史記·索隱》稱“殷人祖契而郊冥”，足以說明其地位之高;上甲微也與利祿掛鉤的文字學和書法。
書法是一門書寫文字的藝術，古代的書法教育和識字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，并被當作是“百官以治、萬民以察”的根本性大事來對待的?！吨芏Y·地官·保氏》:“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。一曰五禮，二日六樂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馭，五日六書，六曰九數。”這是周代教育貴族子弟的內容。六書是指“象形、會意、轉注、指事、假借、諧聲”中六種造字法則，是文字之學。學童8歲人小學，先由史官來教學童以六書，所以漢代以后又稱文字學為“小學”。當時的課本有《史籀》15篇，為大篆。教書寫，自然要包括教會學童如何執筆、使轉和達到字跡美觀，雖然當時不一定會有藝術意識。
秦始皇于二十六年(前221)剛統一六國，便下令統一文字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敘》中敘述了這一過程:由于七國“言語異聲、文字異形”，“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李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是時秦燒經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吏卒，興役戍，官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，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。”李斯的《倉頡篇)(倉一作蒼)有七章，趙高的《爰歷篇》六章，胡毋敬的《博學篇》七章，都是以四字為句，兩句一韻，每章一韻到底，并常常將同義、近義或反義詞編排在一起，便于誦讀、記憶、對比、辨析，以小篆寫成。從出土漢簡實物知道，《倉頡篇》開首數句為“倉頡作書，以教后嗣，幼子承詔，謹慎敬戒。”故以“倉頡”兩字名篇?！峨細v》、《博學》亦類此。這三篇字書由秦官府頒行天下，以教學童識字，同時作為統一的標準文字責令各地實行。秦始皇三十四年(前213)為了統一法度，采納李斯的建議，又下了焚書令，將天下非《秦紀》的史書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及百家語全部交官焚毀，談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以古非今者治重罪，只有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不在焚燒之列。另外允許學法令，只能以吏為師。至今在湖北、四川、甘肅等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簡木櫝，內容多是抄寫的《秦律》和《日書》(與時日有關的占書)，字體是古隸，證明了焚書令在秦代各地執行之苛嚴，也說明了當時“官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，以趣約易”。這說明在戰國末期的秦國至秦朝，隸書是較通行的輔助書體，“以吏為師”，所教的律令，其書寫的書體，往往也就是這種隸書。來源書法 屋，書法屋中國書法學習網。
秦末，劉邦入咸陽，諸將皆爭奪秦官府宮室的金帛財物，而蕭何(?一前193)獨自先取秦朝相、御史執掌的律令圖書收藏起來，從而幫助劉邦在軍事、財富和政治上掌握主動權，了解天下之要塞，戶口之多少，形勢之強弱，以及有哪些苛政峻法給百姓帶來疾苦。在西漢政權建立后，丞相蕭何又裙披秦朝法律，取其適宜于當代者，制定了漢律九章。其中《尉律》規定:“學僮十七以上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為史。又以八體試之，郡移太史并課，最者以為尚書、史。書或不正，輒舉幼之。”學童自小學習文字之學，接受識字和書寫教育。到17歲以上為成人可以處事時，始可參加考試，能背誦《尉律》之文，并取《尉律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9000字以上者，方可去當郡縣起草和掌管文書的諸曹椽史。諸曹椽史的數量是龐大的，西漢時郡太守光書佐即定員10人。另外，又以秦代的八體書即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蟲書、摹印、署書、殳書、隸書來對學童的書跡進行考試，優秀者由縣推薦至郡，由郡推薦至中央，逐級選拔，最后由太史令將這些書法優秀的學童集中起來再進行考試，最優者授以尚書、御史、史書令史等主書的官職。東漢的制度是:能通《倉頡》史篇，可補蘭臺令史，滿一年補尚書令史.再滿一年，就可當尚書郎。在漢代，低級的文吏有可能逐漸升遷為長吏乃至2000石的大官，如趙禹、尹齊、丙吉都是以佐史逐漸升遷為大臣的。“能書”是文史必修的一項業務，有些武職吏也兼修這一業務。因此，即便是一些戍守邊陲的小吏，一有空暇就練習書法，上級也將“能書”作為考察、提拔小吏的一項條件。在敦煌、居延出土的漢簡中，能見到不少這方面的實物證據。如漢簡中吏員登記冊籍有:
肩水侯官執胡隧長公大夫奚路人，中勞三歲一月，能書、會計、治官民，頗知律令，文，年十七歲，長七尺五寸，氏池宜藥里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。(《居延漢簡甲編》1014號簡)
肩水侯官并山隧長公乘司馬成，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，能書、會計、治官民，頗知律令，武，年廿二歲。長七尺五寸，解得成漢里，家去官六百里。(《居延漢簡甲編》114號簡)
這類例子甚多，不一一列舉。政府把文字學和書法同利祿直接掛起鉤來，這是提倡文字學和書法最有力的辦法。兩漢曾有幾個時期對文字學和書法的教育十分重視，這是兩漢書法藝術得以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秦漢時，九卿之一的少府職掌山海地澤的收入和皇室用器物的制造，所屬范圍甚廣。西漢時少府下屬有尚書、符節、尚方、考工、鉤盾、東園匠等部門，分別職掌制造皇室、陵寢所用各種器物和符節印璽、兵械，以及管理宮苑等:東漢時少府下屬中有尚書臺，置尚書令1人，尚書仆射1人，尚書6人，尚書分管六曹。各曹有左右示各1人，掌錄本曹的文書期會;有侍郎6人，主作文書起草;令史3人，主書。有符節令1人，手下有符節令史，職掌書寫符節。還有蘭臺令史，職掌書奏及印工文書。漢代宮室、陵寢、苑囿的磚文瓦當和尚方、考工所作的銅器銘文，以及印璽符節文字皆精美絕倫，應是那些擅長八體書(新莽時改立六體)的尚書、令史所書寫創作，然后由工匠依樣刻鑄，并非由工匠直接創作，工匠只有專業技術，一般都沒有文化:漢代，士農工商之階級劃分是極其嚴格的。東漢時，一些祠廟、墳墓、閣道等處的豐碑巨刻也大都是當地郡縣中主文書的書佐、椽史所書。如《西岳華山碑》即是書佐郭香察書，《西狹頌》為從史仇靖書。因漢代撰書碑刻尚無署名的體例，故大多不知書人。所以絕不可將漢代留下的書跡籠統稱為民間書法，相反這些書寫者大多是經過官方考試選拔出來職掌文書的官吏。來源書法 屋，書法屋中國書法學習網。
西漢前期對文字書寫的規范化也極為重視，“吏民上書，省字不正，輒舉幼”。少府屬下有侍御史巧人，掌察舉非法，受公卿郡吏奏事，有違失，舉劫之。漢初，石奮以恭謹聞名。景帝時，其四子皆順行孝謹，官至2000石，他本人為諸侯相，也是2000石官，故世號“萬石君”。長子石建為郎中令，位列九卿，有所上奏，待奏章被報下后，石建發現自己所書“馬”字，四足和尾巴應有五筆，而少寫了一筆，驚恐地說:“.獲死罪了。”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都記有此事，作為石建謹慎的例子，但也說明漢代吏民上書，字如寫錯或不規范，就會被侍御史舉其名而論其罪的。
武帝時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垂相公孫弘奏請:凡地方官員發現轄區內有好文學、敬長上、肅政教、順鄉里、出人無違失者，可向郡國守相推薦，郡國守相考察認為合格者，就與上計吏(漢代由郡守、國相將郡國的財政情況編為計簿，上報中央的丞相，凡人京執行上計的人員稱上計吏〕一起到京師，在太常(九卿之一，掌宗廟禮儀，兼掌選試博士)那里培訓，一年過后進行考核，能通一藝(經藝)以上者，補文學掌故缺;優秀者可以為郎中，由太常錄其名籍而奏上。一些低級官吏通一藝以上者，也相應升擢，云云。漢武帝采納了這些建議，于是儒學和仕途結合了起來，學習儒學的人日益增多，公卿大夫七吏多為彬彬文學之士。而按《尉律》考試學童的制度則廢棄了，八體書任由間里書師教習，不再作為考試取士的內容了，小學隨之衰落，研習六書的人也少了。
漢平帝時，王莽執政，為籠絡天下士人，于元始四年 【《漢書·平帝紀》作元始五年】“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，及有逸《禮》、古《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爾雅》、天文、圖讖、鐘律、月令、兵法、史篇文字，通知其意者，皆諧公車。網羅天下異能之士，至者前后千數，皆令記說廷中，能令正乖謬，壹異說云淞。”那些征召去的人中有百徐人是通曉文字學的，受到了敬重，稱為“小學元士”。
王莽居攝年間，托古改制，命大司空甄豐等校有關文字方面的書籍，將有些古文加以改定。當時有六種書體，一為古文，即漢景帝時魯恭工壞孔子故宅，于壁中發現的書籍上所寫的字體;二為奇字，即古文而又較特異的字;三為篆書，即小篆;四為佐書，即秦隸書;五為繆篆，用于摹印章的書體;六為鳥蟲書，用于書寫在旗幟和符節占卜的書體。王莽為了代漢自立，依照《周禮》復古，自言盡力制禮作樂，在書體上將秦八體稍加改變，并為六書，與《周禮·地官·保氏》所云六書同名而異實。漢末哀帝時，由于學者劉欲上書要求把古文經立為學官，遭到今文經學的官僚和博上群起反對。王莽秉政后，對劉歆極為尊重，王莽為了給他篡漢找到理論根據和取得廠大知識分子的支持，于是接受劉欲的建議，立古文經為學官。故古文立于六書之首。一片文經學在東漢一代始終盛行，出了許多經學大師，寫下了大量的經學著述。尤其以東漢末古文經學大師鄭玄的成就最大，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占有優勢，對古文的研究也自然就重視。漢末魏初的邯鄲淳即是以擅長寫古文的書家，并以書法教諸皇子。奇字是古文中較特異而難認的字。揚雄好古文奇字，“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”。劉棻為劉欲之子，也是一位博學之士，“學作”不是學識讀，而是學書寫。小篆和秦隸書，在王莽時嘉量、衡桿及瓦當、貨幣上所作字即是，用筆舒長，皆精美不減西漢，或有過之；繆篆是摹印文字，屈曲纏繞，縝密方正，以適于印面排布，藝術創造的成分較多，與規范的篆文有所不同。鳥蟲書是用以書蟠信的書體，用筆也屈曲纏繞，有時筆畫兩端略作鳥之首尾。由于旗幟、符節篇幅較大，漢時筆小，故適宜用鳥蟲書寫。印章中也往往作鳥蟲書，富有裝飾性。漢時能寫鳥蟲書的人甚多，靈帝時“諸為尺櫝及工書鳥篆者，皆加引召，遂至數十人”。這些工書鳥篆者，以后即羅致在鴻都門學中，自然也會將鳥篆寫法傳授諸生。鳥蟲篆因多裝飾性，有描畫的成分，故無甚書法價值，在這方面也不可能出現著名書家。